種子雖小，卻是糧食之源、農業之“芯”，關乎國家戰略安全。2022年，新《種子法》正式實施。業內人士表示，2022年將成為我國生物育種產業化元年。
當前，我國種業已駛入“快車道”，進入種業振興新時代，各大種業相關企業也將牢牢抓住時代機遇，積極展示自我。35斗統計了2022年我國部分種業企業的融資情況，數據顯示，種業投資是農業的熱門主題之一，上半年合計流入資金超過6億元。
在種業創新發展過程中，各類企業也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比如種業育繁推一體化模式、專業服務模式等。這其中，后一類發展模式引起了創投圈的注意，成為了近期關注的重點，其特點是在育種的全流程中選擇擅長的切入點，如基因測序、表型分析、品種培育、制種、知識產權授權交易服務等，把育種的環節拆開，高度的產業分工，能夠加快產業進程。
我們可以把此模式類比為醫藥行業的合同研發（CRO）服務模式，兩者具有大量的相似之處。首先，該模式是多學科交叉且產業鏈領域專業分工，種業公司和種業CRO服務公司各司其職，能夠起到分散風險、加快效率的作用。其次，該模式較育繁推一體化模式更為“靈活”，投入成本低且發展較快，適合具有一定技術能力的創新企業切入。當然，該模式也適合當下的“科學家創業”主題，因為許多選擇該模式的公司都是科研人員創業或者脫胎于科研院所的成果轉化。
未來，種業領域可能出現的一個產業流程是：種業公司下訂單——種質資源發現與應用的企業把種質資源交由種業CRO公司進行育種服務——育種完成后交給種業公司進行品種審定并完成制種等工作——種業公司再進行商業推廣和銷售，該流程能夠避免資源重復投入，加速產業進程。
本文即在對比醫藥CRO發展模式的基礎之上，弄清種業CRO服務的發展緣起、商業模式和發展痛難點。希望能夠得到一個恰當的判斷——種業CRO是否能夠發展成醫藥CRO這樣百億級的市場，以及其中有哪些創業、投資機會可以挖掘。
根據Frost&Sullivan的數據，2020年，全球CRO市場規模達575億美元，在我國醫藥研發外（CRO）市場規模約為80億美元。需求創造價值，正因為CRO有著自身獨特的“魅力”，才能帶動這一市場的高速增長。 新藥研發有著同育種一樣的特性，成本高昂、周期長、監管嚴格、成功率低……上述難題大大降低了新藥研發的效率。而且，當前中國醫療行業普遍存在的研發能力不足、基礎設施不完善、科技成果轉化能力較弱等問題，也是擺在企業面前的一塊“硬骨頭”。因此，擁有能夠降低研發成本、縮短研發時間、提高研發質量、降低研發風險能力的單位，成為了藥企的“剛需”。而這時，CRO公司應運而生，為上述存在的“頑疾”提供了“解題思路”。 “定制化”、“差異化”是CRO擁有的優勢之一。藥品研發中，同樣有著眾多的細分賽道和領域，不同領域產品的開發與研制，需要與之對應領域的專家參與助力，“讓更專業的人做更專業的事”并不只是一句口號，CRO的協同能夠將其落到實處。同時，CRO還能夠將研發流程進行細致的拆分，其廣泛的布局能夠實現多種需求，“小而全”的定制性方案和策略也讓其收獲了眾多藥企的青睞。打造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CRO細分服務，也是讓其在市場中站穩腳跟的“致勝法寶”。 “高效”也是藥企選擇CRO的關鍵詞。CRO的參與能夠使得藥企在研發難度不斷增強的情況下，縮短研發周期。根據Tuft的統計數據，在CRO的參與下，1/2/3/NDA四個階段可分別減少23/58/43/31周，總體耗時從497周減少至342周，時效性較強。不管是對藥企或是育種企業來說，時間就是生命，“快人一步”不僅體現在產品的研發上，在市場上也是同樣如此。 嘉信基金董事長張洪表示，選擇成為“淘金人”或是選擇成為“賣水人”，每個企業的選擇背后都有其考量。她指出，對標中國醫藥領域CRO，其發展歷經了10年左右，才在市場上誕生了頭部上市公司，又通過10年，實現了業績爆發，而國內種業的CRO模式還如同嬰兒一般，正處于蹣跚學步的階段。 但在當下成長過程中，各種政策利好的出臺，為其打好了地基；同時，種業研發投入比例的持續增大和走高，創投機構和各類股權資本投資和參與的熱情大幅提升，增強了相關企業的發展信心；最后，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測序、數字化、人工智能等工具的使用和人才的儲備到了能夠建立高效CRO平臺的時機。
專業服務模式小荷微露，已有公司進行探索
博瑞迪創始人張嘉楠表示，一個正常的育種周期，需要10到15年的時間。漫長的周期、育種所需的龐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撐、種質資源庫、具有個性化和差異化的不同種質……綜合各方面進行考量，育種全環節所需的條件對于初創企業來講，作為創新企業切入全流程似乎太過勉強。 基于上述原因，在經過深入的思考和梳理后，博瑞迪放棄了自主育種的商業模式，并一頭扎進了服務的商業模式。“這種模式轉化相對較快，并且通用性比較強，也能給企業創造收益。”博瑞迪創始人張嘉楠表示。 張嘉楠表示，基于我國大部分育種仍處在2.0階段，即以傳統田間性狀選擇為主的實際情況，要想推動分子育種事業前進，并真正實現實際的落地，基于當前人才缺失、成本過高的現狀，成為第三方檢測服務機構是助力分子育種工作的首選。 從分子育種這一概念被提出，人們便希望能夠通過基因組或DNA的變化來預測表型變化。因此，對基因組的檢測，成為了分子育種的“第一”環節。在獲取基因檢測數據以后，需要進行的便是一場“數字游戲”，通過數據積累、數據分析、數據挖掘等工序，建立起數據系統對育種的指導和支撐，以檢測代替大部分的田間作業。 張嘉楠表示，在他創業之初，就看到了基因型檢測存在的巨大的瓶頸和痛點。首先是測序技術并沒有迭代到現在的程度，農業版塊基因檢測的受眾主要還是科研單位，一個優秀品種的誕生需要用大量的實驗和漫長的時間進行堆砌，因此，只有在達到足夠多的檢測數量之后才能篩選出優秀的個體，那時，動輒數百元/次的檢測，其高昂的成本讓眾多商業化育種單位望而卻步。 成本降不下來，后續的表型采集、數據支撐、AI育種等都是“空中樓閣”，數據的缺失成為了分子育種落地的“心頭大患”，以傳統育種為主仍然是我國大規模采用的現狀。在了解到當前的痛、難點之后，推動分子育種的產業化落地成為了博瑞迪的初心和使命，“我們有情懷，也有相關技術研發的背景和經驗，所以我們選擇了用技術來服務育種事業。”張嘉楠說。 創業路上困難重重，是成為上游的平臺提供商（該模式是將試劑開發出來后售賣給檢測服務公司、科研單位和種質公司），或是以第三方檢測服務的形式出現，這又成為了擺在博瑞迪團隊面前的一大難題。起初，張嘉楠更為青睞的是第一種模式，但在創業初期，經多方比較綜合考量后，為真正實現農業基因測序的降本增效和產業化落地，博瑞迪形成了第三方檢測服務模式。 選擇成為第三方的檢測服務機構，對于育種單位和種業公司來講意義重大。首先，部分單位對于育種檢測領域資金、人員投入不足，不足以支撐其自建團隊；其次，基因組等高通量測序等技術在國內種業公司滲透率不高，因此上述單位在這一領域顯得“興致寥寥”。“育種CRO在未來也會是一種趨勢。” “我個人認為博瑞迪的商業模式是跑通了的。目前全球范圍內的種業企業也基本分為兩種模式，第一種以大型頭部集團和企業為代表，例如孟山都，這類企業大多自建實驗室，打造育種全流程的閉環；除開這類企業，余下的大部分企業會選擇第三方服務。盡管國外育種技術有著一定的領先優勢，但其模式仍未發生轉變，所以短時間內在現有市場的體量下，以服務為主導的第三方服務模式在上游分子育種監測領域依然還會‘長青’，且這一模式變現速度較快。隨著市場的變化，博瑞迪也在不斷地調整自身的業務和模式，以適應當前的發展趨勢。”張嘉楠表示。 像博瑞迪一樣用技術服務種業產業的，還有成立于2016年、總部位于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市的Inari。其組建了一支擁有農業、生物技術、商業等方面擁有專業知識的團隊，Inari的科學戰略委員會收獲了由來自全球頂級機構的遺傳學專家的積極支持，成員甚至包括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Jennifer A. Doudna。 Inari以基因編輯技術為基礎，進行創新育種，其業務范圍涵蓋識別和開發植物內在潛力深層遺傳知識；對植物進行有針對性的改變，引入自然的遺傳多樣性；親本種子培育；將高性能、高質量的種子產品迅速送到種植者手中；收集實時的田間數據流，以提高對種子遺傳知識的了解，推出種植者、消費者和環境友好型的產品5個方面。通過SEEDesign™ 平臺，Inari能夠通過深度學習和機器學習創建編輯藍圖，促進跨多個基因的多重編輯，企業還擁有豐富的知識產權庫，能夠被廣泛應用。 Inari 的上市戰略在規模和簡單性方面稍顯獨特，企業采用輕資產、高利潤、以客戶為中心的方法，通過位于印第安納州西拉斐特的Seed Architects™，與農業行業從業者進行合作。“通過獨立種子公司在土壤中播種，以幫助業務發展并與農民建立聯系。” Inari用技術和積淀收獲了投資者的青睞，2021年5月，企業收獲了由Alexandria Venture Investments , Flagship Pioneering領投的D輪融資，目前，Inari已獲得總數額約為4億美元的投資。
政府主導的公共服務平臺，可能是種業CRO模式重要的表現形式，《“十四五”現代種業提升工程建設規劃》提到，在育種創新方面，以大型表型鑒定平臺、分子育種平臺等為重點，打造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基礎性、前沿性研究和商業化育種體系，支持創新型企業發展。在良種繁育方面，以國家南繁基地、國家級種子基地和畜禽水產良種繁育基地為重點，打造國家農作物、畜禽和水產良種生產基地，有效保障良種供應，全面提升良種化水平。 在這方面，各地方也積極響應，2021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印發了《海南自由貿易港投資新政三年行動方案(2021-2023年)》（以下簡稱：《行動方案》），《行動方案》明確指出：培育發展南繁、深海、航天產業。南繁產業，是以建設全球動植物種質資源引進中轉基地為抓手，借鑒CRO研發模式推動南繁科技城建設促進產業轉型，到2023年初步建成集科研、生產、銷售、科技交流、成果轉化為一體的服務全國的“南繁硅谷”和我國種業貿易中心。這意味著南繁已經在有意識地建立“種業公共服務平臺”，來為全國的種業創新加速。 除了南繁之外，北京、湖南、四川等省市也提出了要建立育種公共服務平臺，可以視為“國字頭”的種業CRO服務平臺。比如北京，平谷農業“中關村”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建設現代種業發展高地，其具體舉措包括支持國家級畜禽種業創新中心建設，對于推動地方種質資源保護開發、開展育種核心技術聯合攻關、培育壯大優勢畜禽種源企業、加強良種繁育測試體系建設、推進新品種推廣展示示范等重點任務，給予重點支持。爭取國家有關部門支持，在種質資源引進、生物育種產業化等方面，開展突破性政策試點。 由政府牽頭建立公共服務平臺，可以在短期內快速聚集資源。但作為商業化運營的公司而言，種業CRO模式的發展還是存在諸多挑戰，尤其是在收入獲取和持續運營上，現階段，體量小、分布散亂是目前種業CRO中所面臨的一大難題。盡管部分規模較小的企業能夠專精于某一領域和賽道，但這也為企業未來的擴張、規模化發展預設了天花板。 這種困難也可在醫藥CRO服務上找到對應，部分制藥CRO所面臨的風險也不得不讓種業CRO再三斟酌，其具體表現為，部分藥企會通過合同的形式，將風險轉嫁到CRO身上，如果獲批受阻或是目標產物無法產出，CRO將無法收取費用，即耗費了實驗器材，又得為相關人員提供費用，“折了夫人又折兵”也是目前醫藥CRO面臨的嚴峻問題。這類情況是可能發生在種業CRO公司身上的，殷鑒不遠。 張洪表示，就目前看來，可能的解決方案是，選擇種業CRO模式的企業，還需要在具體創新方向上找準自己的定位和維度，精準發力。在內容維度上的創新，可以提供更多的價值深度，比如提供更符合種植端、消費端需求的與精準育種相關的個性化、功能性產品，目前來看，絕大多數的種業創新公司都有這方面的轉型意識；在結構維度上的創新，例如引入新的交易伙伴來實現；最后，還有通過引入新的交易機制實現治理維度上的創新。當然，部分企業有能力在這個幾個維度上同時發力創新，那么將可能擁有顛覆性的創新能力。 生態圈的打造不是大企業和龍頭企業的“專屬”，在數字化的背景下，創新企業也擁有打造生態圈的可能性和優勢，但從哪一個具體的方向去啟動模式的創新與更迭，需要基于企業自身的稟賦。創新型企業需要精準定位自身能力和產業特點，不宜在同質性、成本上PK上投入過多，建議在復合型人才、數字化、工程化上持續投入，實現時間成本上的節約為主要創新方向，在生態圈打造上更貼近終端需求，同時可借助聯盟模式來實現成本的降低。 但張洪也表達了她的擔憂。和醫藥領域不同的是，種業育繁推一體化企業有相應的加工、注冊資金、規模等方面的門檻，也給予了產品審批等綠色通道的政策支持，CRO平臺如果不能實現全流程（類似醫療臨床前CRO和臨床CRO）階段的服務，在定價方面直面科研院所合作模式的競爭，則較難在短期實現良性的定價與發展。 概而述之，種業CRO服務模式還是一種尚處于培育期的創新模式，其有發展的時代背景和產業背景，但是也存在商業模式、議價能力、可持續性等諸多挑戰。未來，該模式可能成長為百億級的增量市場，種業創新服務企業和公共服務平臺會是分食該紅利的關鍵參與者。
